然而，这种出人意料的经济强势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即专注于抗击顽固通胀率的美联储可能将在未来几个月不断推迟降息预期，并且有可能全年不降息。在一些对于美国通胀持谨慎态度的经济学家以及部分持“鹰派”立场的美联储官员看来，甚至不排除今年剩余时间加息以抗击顽固通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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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

自1991年以来至今的32年时间里，日本经济也长期处在一种斯密所提及的“停滞的静止状态中”。日本长期奉行的双扩张宏观经济政策，人为地破坏了日本的创造性毁灭机制，使其经济丧失了新陈代谢的功能。

韩和元

亚当·斯密的观察最近遇到了挑战，那就是自1991年以来至今的32年时间里，日本经济也长期处在一种斯密所提及的“停滞的静止状态中”。那么，问题来了，日本的法治肯定没问题，完全符合斯密的标准，也符合人类文明的标尺。但日本经济为何也会像清朝那样，长期处于一种“停滞的静止状态”中呢？

在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伦斯·A·蒂施教授、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的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看来，1776年是一个极为不平凡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里，世界上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个著名的英国绅士写了一部书，这是那一年的大事。这年还发生了一件小事，那就是英国的一块殖民地闹独立。”也就是说，于这位著名英国历史学家看来，《国富论》的出版，远比美国的独立更为重要——因为，于弗格森看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思想，从而奠定了整个大英帝国乃至西方经济行为。

在这本书里，斯密探讨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有的国家经济发展为何会长期停滞？”他试图以古代中国为例，来予以解析这个问题。他说:“（古代）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然后，遗憾的是，“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清朝）耕作、勤劳以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

如何理解斯密的这一判断，首先要解释他所陈述的经济静止状态。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观点，观察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曲线，应该有两大任务。其一是对经济产出、就业和价格的短期波动的分析与研究，也就是对商业周期或者景气波动的研究（Business cycle）。其二则是对经济产出和生活水平的长期变动的观察与研究，也就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研究 （Economic growth）。

萨缪尔森的方法代表了一国范围内经济发展分析的一般模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斯密1776年把古代中国经济界定为一种静止的状态，乃是认为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无论是波动性的商业周期，还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函数，均处在停滞的水平。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严肃而刻薄的批评。在斯密看来，之所以会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古代中国）在很长时期忽视或者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到它的一两个港口进行极为有限的贸易”。这不仅使得古代中国经济长期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孤岛，而且导致古代中国商人无法感受到不同法制环境下的不同市场特征。这正是斯密批评的要点之一，中国政府“不允许商人在不同法制下经营更多的市场交易”，这使得古代中国经济近似于一潭死水。

斯密认为，那时中国的法律体系只保护极少数人的财产安全，“富人和大资本家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穷人和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低级别的官僚借口执法而被强加掠夺”。这种对平民财产的肆意剥夺，有的时候是一种个别行为，但更多的时候竟然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政府行为。

斯密认为，由于古代中国的法治不健全，导致古代中国国内市场严重缺乏竞争。“这是一个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资本的国家”。无论是行业准入，还是资本投入，古代中国的市场容量都严重不足。这种低水平的市场容量，一方面无法卷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多的市场分工，另一方面促使少数富人阶层必须通过强行占有市场资源的方式来获取利润。“在各种行业中，富人通过压迫穷人，使垄断成为一种制度，富人通过垄断行业而不是通过竞争，就能获得极大利润”。事实上，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也持有这一观点。他曾给出了自己形象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此，斯密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古代中国）能够改变和提高他们的法治水平，那么他们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出很多”。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更重要的是，斯密的这一观点，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成立的，事实上现在仍然成立。历史事实和最新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法治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清华大学的钱颖一教授也给出了相近的解释，他认为，法治对于进一步持续经济增长，特别是在中等收入之后还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一个稳定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不然经济发展不可能持续、稳定。”

但这一观点，最近遇到了挑战，那就是自1991年以来至今的32年时间里，日本经济也长期处在一种斯密所提及的“停滞的静止状态中”。那么，问题来了，日本的法治肯定没问题。2022年10月26日，World Justice Project发布2022年度世界法治排名榜单。日本在受调查的14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位列全球第16名，比新加坡高一位，位居亚洲第一，完全符合斯密的标准，也符合人类文明的标尺。但日本经济为何也会长期处于一种停滞的静止状态中呢？

可见，在法治维度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在制约着一国经济的增长。笔者认为，日本长期奉行的双扩张宏观经济政策，人为地破坏了日本的创造性毁灭机制，使其经济丧失了新陈代谢的功能，而这无疑是制约该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需要说明的是，个人的看法，不是要否定斯密观察，而是对斯密观察予以补充和完善。

(作者系广州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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